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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亚入欧”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日本通过“甩掉两个坏邻居”和学习西方，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革新，迅速跨入列强的行列。
日本不待羽翼丰满就对当年的“大先生”中国动武，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大日本皇军”在中国境内和亚洲各地横冲直撞、“节节胜利”，使“脱亚入欧”的国策更加深入人心，也积淀了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歧视、蔑视心理。
1、深入日本人骨髓的“脱亚入欧”
日本战败投降后，这种歧视和蔑视亚洲国家的意识并没有得到清理。相反，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下，崇拜强者、歧视弱者的民族心理越发泛滥。特别是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签字后，日本成为美国的战略同盟伙伴，美国在为其张起核保护伞的同时，利用“朝鲜特需”等输血方式使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并把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政治观念、社会意识、甚至生活方式一股脑移植到日本。
一时间，美国成为日本人最为推崇的国家，“哈美族”成为社会时尚，甚至连战败也只承认输给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所以有学者评论，旧金山条约的签字是日本的“第二次脱亚人欧”。
日本“第二次脱亚入欧”的表现形式和缘由在于：
(一)战后日本凡事仰美国人鼻息，从不把自己视为亚洲国家
无论是海湾战争、轰炸科索沃，还是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日本总是西方世界中最支持美国的铁杆派，毫不吝啬地输资，甚至出动自卫队助威。在经济上，日本也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主要市场，即使在东南亚各国开辟了市场，也是打着“经济援助”的招牌输入资本、利用廉价劳力、获取资源、原料及高额利润。事实证明，战后东南亚各国并没有从中获得日本的先进技术，从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各业。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头面人物西尾干二曾对此有过露骨的表白，他说:
战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包围之中，若想贸易立国不同这些近代国家群交流就无法进行，所以，战后德国如果不否定自己就不能生存下去。
战后日本是靠产业立国，日本周边国家中具有购买力的国家几乎没有，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也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作为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就是北美大陆市场的开发和扩大，因此，我们对美国应该表示真诚的感谢。
西尾的话道出了一部分日本人歧视亚洲、蔑视中国、崇拜美国的真实心态。
(二)反映在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上，采取了明显偏袒欧美和本国、无视和冷淡亚洲的双重标准
旧金山条约签字后不久，日本政府立即恢复了被GHQ废除的军人《恩给制度》，对战争中死伤官兵家属以及服役官兵予以补偿，直到今天仍然是年年补贴。
但是，对曾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朝鲜、台湾籍军人及其家属却另眼看待，将其排除在“恩给”之外。对民间人被害赔偿诉讼也是东、西有别，早在旧金山条约中，就规定了“将日本在同盟国及他国的资产、资本等通过红十字会补偿给(欧美人)俘虏”(第16条)，但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俘虏却不能获取该条约规定的补偿。
1993年，英国首相梅杰访日时，又提出俘虏的补偿问题，理由是当年获得的补偿数额过少。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应允补偿，却通过暗箱操作向民间企业进行募捐，准备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后来，只是由于募捐效果不佳，这件事才告罢。而对亚洲各国民间人的被害赔偿，日本官方始终持排斥态度，说明日本政府对东西方民间人被害赔偿的态度迥然有别。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各国人民相继向日本政府提起被害诉讼，然而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一件亚洲人被害案件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即使司法机关判处政府应该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但日本政府拒不执行，通过上诉抵赖。福冈中国劳工被害诉讼案以及刘连仁案就是一个例证。
1998年4月，山口县地方法院曾判决政府应分别对3名韩国“从军慰安妇”支付90万日元赔偿，政府当局抗诉，结果，高等法院又把案子翻了过来，原告落了个败诉。9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过6万元左右，财大气粗的日本当然不是为这几个小钱吝啬，从骨子说，归根结底还是没把亚洲人民放在眼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各国死伤3000余万人，日本战死伤300万人。在战后日本政府召开的首次追悼会上，吉田茂总理在悼词中明确把追悼对象划定在“300万日本人”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考虑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死伤的亚洲人民，这种“内向型追悼会”一直持续到村山富市内阁时期，才把3000万死难的亚洲人包含在内。这也反映了日本官方无视亚洲的“高傲”和“自大”。
(三)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更助长了“脱亚入欧”观念的蔓延
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过短短的经济恢复期，很快出现经济腾飞的趋势，甚至在几次石油危机中安全着陆，在西方世界普遍不景气的时日里“一国独荣”，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日本神话”。
这种现象使日本社会越发坚信了两种观念：一是“复古主义”，即维系和坚持日本的“传统”和“文化”;二是继续“脱亚入欧”。战后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亚洲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始终落后于西方世界，尤其是冷战时代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明治以来形成的“大和民族”的孤傲和自居再度滋生和膨胀，鄙视亚洲“贫穷落后”、“非文明国度”的心理在无形中层层积淀——这是一种溶在骨子里的歧视和偏见，即使有时并不显现在表面。
另外，有必要提及的是，战后以来，尽管中国人民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基盘上创造了一个新中国，赢得了全球瞩目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政治与政策的失误，天灾人祸的袭扰，以及社会的动荡、政治运动的频繁等原因，与同时代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状况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还长时间停留在贫困国的边缘，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国民高踞亚洲之上的优越意识，更是作为国人应该有所记取的教训。
(四)“民族净化史观”的推波助澜
80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组阁以后首次提出“东京审判史观”的概念，称“日本战后受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毒害”，要求积极推进“教育改革”，特别要着眼于“转变国民意识”，“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
中曾根之所以强调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根本目的在于煽动国民丢下“包袱”，不为过去的历史自惭形秽，进而重塑日本的“国际形象”。中曾根的说教得到“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右翼学术团体的响应和支持。他们在各种场合都忘不了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秀”，比亚洲近邻任何国家都具有“优秀的传统”，“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富裕的国家”等。
西尾干二还在他的《国民的历史》中不惜篡改历史真实，夸大日本的远古文明，甚至宣扬日本的绳文文明“比世界四大文明还要悠久”。藤冈信胜则抛出一个“自虐史观”，抨击战后的历史教育是培育“反日的日本人”，是“自虐”，主张(教科书)“讲授的中心应该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历史”。
西尾、藤冈在宣扬“民族优秀论”的同时极力贬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视之为“野蛮”、“落后”、“非文明”。二人在共著的《国民的麻木》一书中竟然称，“从西欧的标准看，中国和朝鲜同150年前一样，依然是不知文明，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冷战崩溃后东亚的事态逐渐返回到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前的状态”，“老大国野蛮、非文明、但持有武力，在这种状况下，日本面临着如何自存自立的重大局面”，“日本必须独立地应对所有的野蛮”。
西尾和藤冈之流恶意地攻击和诽谤中国等亚洲国家，其实质是“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向美化民族的历史”，是“着眼于进行民族净化的战争”，是一种“已经超过警戒线的民族净化史观”。
2、“脱亚入欧”的根源
从战后到2000年前后，日本共有26位首相登台组阁，其中，除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两位非自民党人首相公开承认过战争的侵略性质外(细川在“侵略战争”的发言后遭到攻击，改称“侵略性行为”)，其他担任过首相之职者均对战争性质或是暧昧回避，或是曲意辩解，或是以行动(如参拜靖国神社)固执己见，或是公开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而内阁大臣、国会议员、执政党要员中公开承认侵略战争，主张认真反省、道歉谢罪、赔偿损失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日本政界的当权人物大多是站在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立场上，来处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则不难理解日本战后责任长期存在的根源所在了。
按着国际法的准则，日本政府理应积极主动地就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予以公开赔礼、道歉和谢罪，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恢复和弥补被害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并对战争被害的全员及其遗属给予合理的赔偿。
同时，更应该自觉地清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理论残余，铲除再度发动侵略战争的土壤，继承历史的记忆，牢记历史的教训，从而使日本民族真正溶于亚洲和国际社会之中，开创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遗憾的是，日本政界根本无意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采取拖延、诡辩或排斥的手段对付国际社会的追究，甚至面对国际社会的抗议呼声我行我素、无动于衷。
人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拖延多久，也难以揣摩他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但是有一点，日本如不认真对待和解决战后责任问题，日本就不可能真正回归亚洲，也不会得到亚洲人民的谅解和宽恕。特别是随着亚洲国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长足发展，以及民主化的逐步推进，这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日本的当权者们一清二楚。人们有理由怀疑，日本在“脱亚入欧”的道路上究竟还能走多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走上一条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道路，而否认战争责任，美化“大东亚战争”，掀起翻案逆流则是这一国策的组成部分。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首开战后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也是在他的任上，右翼团体“国民会议”抛出“皇国主义史观”的教科书，掀起了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战后第一位“失言大臣”藤尾正行也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大放厥词，结果跌下台去仍不反悔。从此，政界的“失言大臣”频出，公开为战争翻案的滥调猖狂泛滥，参拜靖国神社也几乎成为政界官员的“时尚”。
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结束了战后38年“一党独大”、连续执政的历史。八党联立政权首相细川护熙就任后发表了关于“侵略战争”的讲话，引起朝野上下右翼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已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再也不必考虑在台上时的“顾忌”和“谨慎”，立即组织一个“历史研讨委员会”，召集右派学者编撰了一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并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这一天出版发行，这部《总结》是自民党战争观的真实体现，也是战后以来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的症结所在。
1996年，自民党又返回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桥本龙太郎上台后不出半年，就迈进了靖国神社的大门，成为战后继中曾根之后第二位“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在桥本任上，与美国共同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为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奠定了基石。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掀起了从教科书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小渊惠三登台以后，右倾化的步伐越发加快。他联合国会中的保守政党，采取“保保联合”的形式，建立了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政权。
在“保保联合”体制的护驾下、国会顺利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及相关法案，实现了“国歌国旗法制化”，又在国会内首次成立了“宪法调查会”，展开了修改宪法的切实步骤。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拨123亿巨资建立的、宣扬“大和精神”的“昭和馆”正式对外开放。为此，有学者评论说，1999年是“日本地壳变动的一年\"。
2000年4月，森喜朗接替小渊上台，他上台伊始就对战争问题发表言论道，“关于战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侵略战争，应该由大家在历史中作出判断”。他还极力主张恢复战争时期天皇的“教育敕语”，认为“教育敕语表达的是一个很实在的真理，把这样的东西全部废弃合适吗?”云云。当年5月，他又抛出了“神国论”，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这些论调都充分暴露了他的真实的战争观和政治观。
至于小泉纯一郎，可以说是近20年来自民党政治家中的“最强硬派”，他不仅置国内外的抗议呼声于不顾，接二连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借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为契机，制定出台了《有事法制》，并促成该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这样，日本的“防卫范围”就从“周边有事”扩大到“全球有事”，比起小渊的“周边事态法”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国会通过了一纸《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这是在联合政权首相村山富市以及内阁、国会中革新政党的推动下形成的。然而，由于自民党势力的抵制，这份决议根本没有涉及战争的性质，没有承诺战争犯罪赔偿，也没有向被害国家和人民道歉谢罪。就是这样的决议也遭到朝野内外的攻击。
200多名自民党议员成立了一个“终战50年国会议员联盟”(后改为“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发表声明要“纠正单方面对我国断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日本遗族会”、“报答英灵会”等右翼团体也闻风响应，成立一个“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在列岛各地召开“阻止谢罪的不战决议紧急集会”，展开大规模的签名抵制运动，还制作影片、出版图书、举办展览、示威游行等，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
朝野上下互动，倒行逆施还表现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自民党为敦促政府要员“公式参拜”靖国神社，成立有靖国关系三个协议会，同“日本遗族会”、“神社本厅”、“生长之家”等右翼民间团体沆瀣一气，连续掀起“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和“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终于推动小泉接二连三的迈进靖国神社。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界同民间的互动更加默契和频繁。“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昭和史研究所”以及“历史修正协议会”等右翼学术团体都同政界、政治家来往密切，并得到来自政、财、企各界的经济援助和各类支持，同时又是政治家们的座上客。
老牌右派、“失言大臣”奥野诚亮就很是欣赏藤冈信胜，称“好容易出现了从日本人立场考虑(问题)的学者”，“藤冈先生讲出了我以前讲过的话，我们是心息相通”。
特别是当右翼势力掀起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时，政府、执政党以及国会的一部分政治家公开为之鼓噪，推波助澜。与之相呼应的战争翻案活动此起彼伏：1998年，由右翼团体青年自由党出资，右派学者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加濑英明等人杜撰，推出了美化东条英机、攻击东京审判的反动电影《自尊》；接着，漫画家小林善纪美化战争的《战争论》和鼓吹台独、污蔑慰安妇的《台湾论》问世；2000年8月，原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昭和史研究所头面人物中村粲同国会议员阪垣正(阪垣征四郎之子)等人勾结在一起，四出募资竟在石川县尾张神社建起一座高达12米的“大东亚圣战大碑”。
2000年初，右翼势力集结大阪，召开“20世纪最大谎言”的集会，气焰嚣张地攻击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和“谎言”；2000年4月，文部科学省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和抗议，审定通过了“编纂会”篡改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当受到教育机关的强烈抵制，采用率仅为0.039%时，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编写的《最新日本史》又获审定通过。
以上，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民间右翼势力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政府、国会、执政党、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等实力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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